趵突泉水位:

往事 | 济南历史上的官学和私学

来源:明府城编辑:01-02 09:29 查看数0

自先秦以来,济南即有崇圣重教的传统。道光《济南府志》称,历城之民“士乐读书,即农夫胥役亦知延师教子,学馆如云,明里相望。昔所谓齐鲁文学皆天性。”可见,济南自古就有尊师重教、读书风气浓厚的传统。

私学教育产生于春秋时期,孔子虽非私学的首创者,但他创立的儒家学说规模最大,影响最深,历时2000余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最出名的济南籍弟子就是“鞭打芦花”的闵子骞。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私学出现了家族教育、佛寺读书、隐居读书以及书院等多样的形式。其中书院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今趵突泉公园内还存尚志书院旧址;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还曾在位于今泺源大街的泺源书院读书。

古代的官办学校教育也十分严格。唐代的学校有旬考、岁末考,升学考,而且必须通过这些考试才有机会参加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历时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考试废除后,清末出现了新式教育,成立了专门教授女学生的女子学堂;外籍教师也渐渐不罕见了。

俗语说,要安社稷乃赖文章。从古至今,教育读书最为世人所重视,在官办学校不发达的古代,各式各样的私学教育可谓遍地开花。孔子和伏生是对济南乃至全国至今都影响深刻的私学教育大师,齐州名相房玄龄的家族教育也颇有名声。到了宋代,书院的出现成为私学教育的最高形式。

先秦两汉的济南私学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高高在上的“周天子”主权开始丧失,西周奴隶制的“国学”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天子所设的官学几乎消失殆尽,官学教师纷纷流落他乡。于是,养士之风盛行,私学开始蔚为繁盛。这时候,济南地区也受到孔子讲学的影响,出现了儒家私学。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特别是孔子教学有方,其弟子学成之后,“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孔子设坛讲学,弟子三千席坐而听,更有无数读书人听闻孔子公开讲学后不远百里前去听课;若能够亲临孔子教诲,那更是莫大的荣幸。孔子的学生中,有人为师为相,也有人归隐山林。“百家之学”中,孔子的儒家私学独领风骚。

比起我们今天的以“学区房”为入学标准的教学制度来,两千多年前孔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显得更公平和亲民。孔子主张教育的对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贵族与平民,均可入学。

孔门弟子中,有贵族家庭出身的,有贫贱家庭出身的,也有当时“士农工商”四阶层中最底层商人出身的。现在济南的闵子骞路就是以孔子的济南弟子闵子骞命名的。“鞭打芦花”的故事家喻户晓,闵子骞家境贫寒,后受到后母虐待,冬天穿塞着芦花的衣服保暖御寒。但他却是孔子高徒,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人之一。闵子骞曾随孔子去列国游学,最后病逝于长清县内。

除了儒学之外,还有其他私学的出现。相传,籍贯是今长清区的名医扁鹊的弟子有子阳、子豹,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后来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并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连同弟子给平民解除病痛。扁鹊收徒传道的行为也带有医学私学的性质。

西汉时期,济南还出了一名最早讲述《尚书》的私学大师伏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害怕《尚书》毁于战火,将书籍藏在房屋的夹墙之中。秦亡汉兴,世道安定后,伏生从墙中取出了《尚书》,可惜由于水湿虫蛀,百篇《尚书》损失过半,“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他把仅存的这29篇一一抄录整理,并广招弟子,在家讲授《尚书》。伏生是秦后第一个传授《尚书》的人,在《尚书》传播史上占据始祖地位,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全都出自他的门下或者是他的再传甚至再再传弟子。

唐代学校也严苛,一个月要考三次试

唐代各州县均设学校。唐玄宗开元年间撰文,“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这样不仅州县设学,乡里也设有学校。唐初至天宝年间,济南地方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齐、鲁、赵、魏,学者犹多。”其中著名大儒多,学者多,负笈追师的学生多。齐、鲁是儒学发源地,儒学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深刻,刻意追求儒学,并且取得成就的人也多。

现在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考前一年学校组织各种月考、半月考、季度考试等等,为正式高考做准备。其实,古代的考试制度和密集程度并不比现在松懈。唐代各类学校都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设有旬考、岁末考、毕业考等三种考试制度,严苛的时期一个月就有三次考试。毕业考试合格者,才能由国子监上于礼部,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安史之乱之前,一派繁荣兴盛的大唐国富民安,官学十分发达;经过战乱后,唐朝由胜转衰,唐末官学衰微,私学日隆。济南的私学发展受到全国私学变化趋势的影响,有家学、私人讲学、塾学、隐居读书以及佛寺学校等形式。

在唐代济南的家学之中,教育子弟的方法是多样的。唐代齐州名相房玄龄,生前不仅勤于国家大事,也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治家颇有法度。房玄龄处理完朝中政事回到家中后,一边督促儿子的学业,一边询问他们对自己所集录的家训有何心得,并让他们背诵给自己听。每到这时,房玄龄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并给儿子讲解其中的含义,回答儿子的疑问,父子几个经常因此没有了拘束,畅论古今,一家人气氛其乐融融。结束之时,房玄龄总不忘提醒儿子,只有时常留意学业,才可永保躬身。

隐居读书是士林中的一种风气,大诗人李白、王维都曾隐居读书。安史之乱后,战乱频仍,政局不稳,于是士子遁迹山林,论学会友,蔚为风气。隐居读书的士子有不少是在寺院,而许多寺院也开办经学和诗、赋的学习和教育。唐代明僧道寄,俗名李仁万,是齐州正觉寺都维僧,曾经在开堂宣讲经义。寺之东山涌出一甘泉,病人饮之即愈。道寄上表中宗,中宗特赐名醴泉,这就是醴泉寺的由来。

济南地区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吸引了众多名流荟萃此地。除了济南本土诗人崔融外,诗坛双星李白和杜甫都曾为济南的山水陶醉。杜甫的一句“济南名士多”足以彰显济南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

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曾在泺源书院读书

“齐(州)故为文学之国。”宋初济南的学风非常浓厚。宋神宗熙宁变法时,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科举制和学校教育,而宋神宗也“尤重意儒学”,注重兴学立教,这一时期官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齐州知州李恭建齐州州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史载:“宋熙宁间,郡守李恭始建府学于大明湖南,如鲁泮宫。”

在此之前,州县官学师资多由地方士人或低级官员身兼教授和教官。这些地方人士有的文化水平不高,难以胜任教授之职;而低级官员身兼教授,又一身二任,不能专心于教育。所以朝廷决定选派专职教官,并首先向京东、河北、陕西等地选派州县学教授。宋朝不仅命诸州置学官,而且“率给田十顷赡士”。这比原来一般给学田五顷的规定提高了一倍,也就是翻倍地给教师“涨工资”。宋政府不惜斥资加强教育事业,目的在于保证州县官学教育的稳定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后来,包括齐州州学在内的其他州学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了学官,济南的官学教育进一步发展。

北宋时期,济南的私学除了家塾和名师硕儒为主聚众讲学的经馆之外,出现了规模较大且学规健全的书院。最早是修书、藏书之所的书院逐渐成了名师硕儒开坛讲学的经馆、精舍,济南是儒学大师云集之地,名儒讲学授徒渐成风气。据记载,北宋时期山东有书院七处,发展较好、影响较大的有四处,其中就有济南的泺源书院。泺源书院于北宋初期创建,位于现在的泺源大街,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为著名学者,曾经就读于泺源书院,因感慨于读书之难,曾立志收集历代学术著作,作《儒藏说》十八篇。

除了泺源书院外,对济南学风影响更大,更有名气的是泰山书院了。泰山书院由一代名臣范仲淹扶植,建于兖州府,并不属于齐州府,但因其毗邻济南,流风所及,泰山书院名家荟萃所造就的浓厚学术氛围对当时的济南府形成了良好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泰山书院而形成的“泰山学派”,其中有些学者是济南人,另有一部分人在济南为官,他们在济南的活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里的学风。泰山书院学者众多,有不少学者致仕后在济南讲学或进行文学创作。

自科举制度这种选拔人才的考试方式出现以来,官办学校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围绕着科举进行,学生都写“八股文”。至今我们还把框架式的作文叫做“八股文”,可见其影响深远。清末以后,西学东渐,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教育局面被打破,受此影响济南也出现了新式学校和教育形式。

明代优秀学生学校给发粮发米

到了明代,官办学校成为统治者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明代科举盛行,上至卿相,下至州县官,大多科举出身,而官学是通向仕途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府、州、县学入国学者,才能通过科举为官。济南督学位于大明湖西南岸,最早为宋熙宁年间郡守李恭所建,后世又经过几次增修,济南府学规模较大,建设宏伟,府学内有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以及射圃等师生学习的场所。济南府学延续数百年,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令全国停止科举,济南府学才停办。

明清时期,主管教育的官员甚至优秀学生待遇比以前都有了大幅提升。明代凡入各府学、州学、县学的民间子弟,都拥有很多特权,其中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廪膳生”最为照顾。凡廪膳生皆有地方政府拨发的食粮等生活用品,除了本人享有免役权外,他们的家属也有二人免役,而且还可雇佣奴仆。增加的学生“增广生”虽然不享有国家所拨发的廪食,但也享有免役的特权。明洪武二年规定,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予鱼、肉;到了洪武十五年,凡府、州、县有入官的地租,都要拨给所属学校。

那时候入官办学校读书,主要学些什么呢?写八股文是府县学校的必修课,不过做文章并不是唯一的学习内容。明朝初年,各级学府以礼、射、书、数分科教授。礼,就是要求诸生熟读朝廷所颁布的经、史、律、诰,以准备应科贡考试;射,即规定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各地教官等人督导诸生习射;书,就是练习书法;数,就是要求学生精通算学名著《九章算术》。不过,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更侧重于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写八股文是必修课。

济南是山东省乡试考场的所在地,科举对济南影响很大。明代山东省乡试录取名额中以济南府最多,出现了众多像是李开先、王士禛、李攀龙、田雯等进士出身的知名文学家、政治家。

书院本是民间私学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教学方式不同于官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明清时期,书院开始走向官学化,济南的书院以官办或私办官助为多,在政府的扶植下,书院一般师资雄厚。比如清代的泺源书院,有大门三间,文昌阁一处,讲堂二处八间,斋舍一百六十四间,门屋二十间,厨房二间。书院斋舍均红砖铺地,白灰抹墙,以石铺路,整洁美观。巡抚托浑布就曾感慨道:“其庭殖殖,其舍翼翼,其众济济,其来于于。”意思是庭舍整洁,学生众多,来此读书心情多舒畅啊。书院还有大量藏书,以供学生阅读。

儒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新式学校出现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推行新政,提出改良科举制以及兴办新式学堂。济南各地书院遵循清廷诏令分别改设为中、小学堂,部分私塾、义学改设为私立小学堂,同时陆续新开办了一些中小学堂。这一时期封建教育模式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在洋务派的推动下,清廷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京沪等大城市纷纷开办新式学堂。洋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垄断教育局面,它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大臣袁世凯、张之洞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为此清廷不得不对科举考试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比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直到1905年,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下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

这一时期兴办的学堂,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各类学校都没有女性入学,妇女仍被规定不许接受新式教育。时代的潮流促使各地女子学堂先后创办,清廷开始允许各地兴办女子学堂。济南最早的女子学堂是光绪三十年(1904),王伯安在后营坊街创办的南关女子学堂。同年八月,何志霄又在济南西关药王庙办女子学堂。宣统元年,山东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在东流水街第一虹桥成立。至此,不仅中学教育有女子学堂,大学教育也有了妇女的专门院校。

济南上个世纪初兴办的学校,已经建起了包括农工医师军法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大中小各级各类学堂。其办学形式多样,既有官立,也有社团公立和私立。教学内容设置了大量的新课程,成为一次新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大普及。其任课教师,凡是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大多是由在较大通商口岸或国外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担任,有些学校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东高等学堂有英美教师各一名;山东师范学堂有日本教师四名;山东客籍高等学堂有德、英籍教师。这些外籍老师来到济南,反映了济南不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城市,人们开始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知识,培养新式实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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