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胡”的“大作为”

　　土土的“二胡”和洋洋的“上海”，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我突然发现，这把小小的土二胡，居然成为了“高大上”都市的文化符号。这个“发现”，源于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一年一度“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本年度的“上海之春”，隆重推出了两台“纪念音乐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台对“重量级音乐家”的纪念音乐会，不约而同，纪念的都是二胡演奏大师。拉一把二胡，竟能有如此礼遇？是什么样的大师？
　　先说第*位，此人可谓家喻户晓，她就是一年前仙逝的闵惠芬。她的音乐不仅风靡海内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几辈音乐爱好者，是我国二胡音乐的里程碑式人物。当年赏听民族名曲，她是被“钦定”的演奏家。更由于其德艺双馨的品德，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而第二位二胡演奏大师就鲜有人知晓了，可他的贡献，却极其了不得。他叫孙文明，趣称“上海瞎子阿炳”——因为他从小失明，又同样操二胡卖艺。很多人记不住华彦钧的名字，但说到“瞎子阿炳”却如雷贯耳，因其《二泉映月》已然成为民族经典曲目。而这位孙文明的贡献不让于华彦钧，他不仅是二胡演奏大师，而且还是二胡技法改良者，甚至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他在创作具有东方气质的弦乐作品时得心应手，浑然天成；他还天才般地模拟出各种音响效果，创造性地拓宽了二胡演奏音域，在我国民族音乐和二胡演奏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这位来自上海奉贤郊区的盲人音乐家，堪与华彦钧、刘天华齐名，他们是中国二胡音乐的三驾马车、三座高峰。谈论二胡，无法绕过他们。
　　也许《二泉映月》的名声太大，盖过了其它二胡名曲，但二胡音乐的魅力，肯定不是一首名曲便能包打天下。与之比肩者，亦有若干。比如刘天华的《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闲居吟》《忧心曲》；还比如孙文明的《弹乐》《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安心》《送听》《夜静筲声》。新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天弦琴梦——中国民间音乐家孙文明纪念音乐会》上，通过二胡独奏以及结合管弦、琵琶、独唱、合唱等新形式的重新演绎，全面展示了孙文明的艺术成就，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叹为观止：这位蛰伏于远郊奉贤民间的二胡大师，在短短的34年人生中，居然能有如此丰富的创造! 我们不该把他遗忘。
　　赏孙文明的才艺，观闵惠芬的德艺，必然会生发出一些启迪。其中*有价值的启迪，莫过于“植根于民族，成就于创新”和“传承而不固守，创新须有根基”。纵观孙文明留下的作品，从对民歌小曲、戏剧曲艺的纯粹模仿到吸收融汇，始终与生活、与传统紧密相连。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模仿和吸收，而是显示出杰出的创新能力，他极大限度地挖掘了二胡演奏技术的可能性，有些甚至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那首《夜静箫声》，用现在的木质琴杆，很难再奏出当年他用铜质琴杆发出的逼真而透亮的“箫声”了。不过，学他的“术”还比较容易，而学他的“道”，亦即创新的自觉意识，就不容易了。今天的音乐家和一切艺术工作者，需要获得的是比“音色”更为重要的，那种植根民族、扎根生活、勇于创新的智慧和气魄。
　　闵惠芬对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的贡献，同样表现在她的创新性上，她独创的“二胡声腔化”是对民族音乐的极大贡献。这种“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理念，以生动多样的“歌唱性”打动人心，具有广泛的流传性，深受人民的喜爱。闵惠芬之所以有此成就，除了她的才艺，更重要的，是她心里始终装有人民，人们情不自禁地称之为“人民艺术家”，正是对她“心有人民”的褒奖，她当之无愧。由闵惠芬的德艺而引发的关于“人民性”的探讨，也是在呼唤民族音乐对根源的回归。诚如一位音乐学者所言，民族音乐应该有所担当，引导大众更多地回归到民族性的思考，回归到爱我们中国人的根、爱我们自己的民族这个主题。表面看，闵惠芬似乎只是做了“用二胡来演绎声腔”的技术探索，而其思想动力才是最根本的。
　　不可小看了一把二胡，它的身上，折射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成就的组成，不能没有这把二胡的位置。由此也可以看到，文化创造之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不在于什么形态，任何艺术形式，无论古今中外，“根于民族，成于创新”是一个基本规律。小二胡可以有大作为，其它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