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一）

1、引言
现在，规划师动辄就给一个城市开出惊天“大处方”，甚至在国家层次的发展战略上，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规划师们变得自信的声音。但是，在城市规划设计院改制这个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转变中，规划师们却保持着令人惊诧的“集体沉默”①。规划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潮中，应当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制度路径？规划师这一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出路在哪里？前景是什么？世纪之交，国有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大转制中，大部分规划院在中规院的“影子”底下，躲过了迫在眉睫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病情”仍在“恶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诊断出真正的“病因”，并找出*佳的“治疗方案”，就有可能使规划院错过完全“康复”的*佳时机。
从20世纪90年初开始，大部分国有规划院就已经先后从国家全收全支、不用考虑任何盈利的“事业单位”，不可逆转地过渡为依赖市场生存的“企业单位”。虽然现在多数规划院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领导还是由政府部门任命，但生存的基础已经完全市场化。因此，规划院现在的转制，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国有企业的转制。回答了规划院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了知识型国有企业转制的问题②。现在，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转制的主要路径，一是重新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二是完全私有化，通过产权转移将规划院完全推入市场。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规划院这种存量资产和无形资产都较大的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分析，探索一条不同于上述两种转制方式的改革途径。
2、探索的依据—企业理论
所有在外企工作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外企职工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并不比我们高，但他们的人均收入却显著的高于我们，为什么？我在WS Atkins工作期间，就特别注意观察这一点。开始我认为，外企职工之所以收入高，是因为他们收费标准高。但后来我发现，这个答案并不准确，因为，在他们高收费的同时，他们的支出也高—他们同样需要为别人的服务支付较高的成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给出了，即递增报酬的根源在于分工。在发达国家，每个公司都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公司中的每个人，又都在从事更专业化的工作。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劳动力资本理论里，进一步升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他提出在有限的生存周期里，专业化的学习可以使每个人不用重复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知识，从而大大加快整个社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高，而有的国家专业化分工水平低呢？关于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并没有给出答案。在马歇尔－萨缪尔逊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主流—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把企业看成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并假定其有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回答诸如“为什么会出现企业”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到经济学的另一个平行分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理论的发端，是科斯（Coase，1937）大学时基本完成的一篇经典论文。在这篇论文里，科斯首先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传统经济学的回答是：“因为分工的需要。”比如在规划院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单一规划师所无法完成的大项目。但科斯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市场就是用来组织分工的。一个规划师通过付钱给工程师、建筑师，一样可以完成很大的项目，而不必组成一个规划设计事务所。芝加哥学派的鼻祖奈特给出另一个答案，即“规划师分为两类，一类喜欢风险，另一类厌恶风险。结果是喜欢风险的规划师雇用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并获得超额的报酬。”但科斯认为这也是错的，因为这只不过意味着需要一个保险市场，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可以多买保险，而不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科斯的回答是：“交易成本”。分工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在带来专业化学习知识积累加快好处的同时，必须在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人之间进行交易，分工越发达，专业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密集，成本就越高。而正是交易成本，限制了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因此，企业的本质就是可以通过内部计划，减少交易成本。
自那以后，很多人沿着这个思路企图论证：市场是无效率的，企业可以通过计划，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这似乎支持了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实际上，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企图绕过交易成本，直接实现高水平的劳动分工。但是，计划经济的实验并不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Steven Cheung，1983）才给出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即企业的出现不是因为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比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就像在组织一个项目时，规划师可以选择外部委托，也可以选择支付工资，雇用绘图员来画图。按照第*种方式，绘图员每画一张图都需要签合同，就会不胜其烦，而且你也很难判断每一张图的真正价值。于是，你就会用第二种方法，干脆买断对方的劳动力—因为这样只需要一次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出现，只是用交易效率高的“劳动力市场”，代替交易效率低的“产品市场”，同用计划代替市场，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码事。
张五常研究的这个突破性进展，使得有关企业制度的研究终于回到正确的轨道。科斯本人深知张五常研究的价值，在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但是张五常并没有回答劳动力交易的双方，谁应当雇佣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要回到1972年Alchian和Demsetz发表的经典论文。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第一次将企业理论与剩余权（residual claims）联系到一起—在企业这个劳动力市场中，人们往往会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的机会主义行为（偷懒），这时就需要有人监督和管理，那么如何使这个监督管理的人有效率，*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拥有剩余权—获得扣除成本后所有剩余所得的权利。在一个合约中，如果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合约的双方就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如果剩余权是不对称分配的，这时就会出现企业：拥有剩余权的一方是企业家，另一方就是雇员。企业家可以：①拥有剩余索取权；②修正或中止与雇员有关的权利；③转让他所拥有权力的权利。这种非对称的剩余权分配，被认为是企业的特征。
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但为什么剩余权的分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杨小凯和黄有光20世纪90年代初（Yang and Ng，1993）提出的间接定价理论，揭示了剩余权减少交易费用的秘密，解释了企业家何以在一个企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原因。根据他们的理论，在一个只有规划师和绘图员的市场里，有3种方式可以组织分工：第*，规划专家将管理知识卖给绘图员；第二，绘图员雇用规划专家帮助他设计；第三，规划专家雇用绘图员帮他干活。在第*种方式里，不存在企业，你交图我付钱，如同“炒更”一样，接活和画图的，拥有对称的剩余权。而后两种方式，就会形式有成企业的运作模式。那么，哪种企业剩余权结构效率更高？杨小凯和黄有光的答案是：剩余权应该用来界定那种定价成本较高的劳动。由于剩余权可以用来间接定价，因此，以前非常难以卷入分工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绘图员画多少图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经验的规划师也可以看得出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但是，规划师的劳动却看不见、摸不到。他的方案好坏如何判定？他汇报水平对收益的贡献有多大？这时，企业就会通过把剩余权界定给规划师，来给其设计和管理的贡献间接定价—减掉绘图员画图的固定收益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规划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价格。因此，在一个有效率的设计事务所，一定是规划师雇用绘图员。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企业家管理的价值更难定价，“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除了用类似‘分成租合约’（sharecropping contract）这样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分享企业经营的剩余，否则企业家的才能是无法被‘激励’出来的”（周其仁，1996）。因此，企业家必须拥有企业的剩余权。科斯（Coase，1937）很早就注意到“发现价格”是市场经济中*主要的交易成本，而企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尽量避免增加“发现价格”的成本。间接定价理论揭示了企业为劳动力定价的核心机制，解释了市场上何以总是存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象。
企业的本质乃是降低劳动力交易成本的合约方式。因为无论在什么所有制下，劳动力都是天然私有的。劳动力的这一特点，使得任何企业组织必定是一种劳动力交易的场所。在周其仁看来，“公有制企业的特征是‘没有最终委托人的代理人’（agency without principle），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产权，也并不对任何拥有资料产权的个人负责”（周其仁，1996）。但这并不意味着产权收益和分配问题在公有制企业里自动消失了。在所谓“所有者缺位”的状况下，一切本来由所有者应得的权利和应负的义务，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经济资源在法律上的（de jure）所有权和事实上（de facto）的所有权并不总是一样的”（周其仁，1996），因此，公有制企业（Public-Own Enterprise）不过是通过非市场途径交易产权的一种组织，经济剩余权的分配仍然是这类企业的核心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企业的本质是降低交易成本，也知道了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追求不对称的剩余权。按照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张五常（1983）和巴泽尔（1989）提出的理论，市场中的企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或一组）由各类资源所有者缔结的市场合约。采用张维迎（1995）的一个定义就是：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产权交易的一种方式。企业行为是企业所有成员之间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里，企业成员间的目标函数都是约束条件下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这个定义看上去似乎很抽象，但却非常重要，后面的分析将会反复用到这个定义。
现在我们先把企业理论放一下，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一下一个国有企业转向一个真正市场化的企业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规划院的管理体制及其改制面临的困境。
3、存量与定价—改革的两处困境
我们先来看一个标准的规划院管理结构——“院长－所长－职工”。同大多数国有企业一样，院长的剩余权在这里是虚置的，院长是“国家”聘来的“经理”。由于对“经理”的激励机制是固定的，因此，国有企业效率的改进与否，他都不是*大的后果承受人。在国有企业中效率不高的企业，领导很少受到惩罚；效率高的企业，领导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即使有，也大多是荣誉或级别）。实际上，他也没有权力去决定企业的冒险性投资，如果授予其这种权力，就很难限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不是自己的钱）。因此，对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来说，用即期的利润投资长期的固定资产，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在这种制度下，*优的管理者行为，就是在世界地图上，把自己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标出来，然后赶在退休之前想办法把这些标记除掉③。管理者的天然动机就是分掉所有剩余。因此，除非管理者的收入被限定，而长期投资可以作为“政绩”转化为晋升的资本，否则规划院必须通过强制扣留“发展基金”的做法来防止管理者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④。
由于最终剩余权的虚置，经营者没有动机改进企业的效率，于是就会出现莱宾斯坦（Leibenstein）所谓的“X无效率”。“X效率”是指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水平下的生产潜力全部发挥时的效率。低于这个效率，就会被称为“X无效率”。如果每张图的价格是10元时，市场上需要100张图，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只出80张图，每张卖15元，损失的20张图是资源配置无效率而不是X无效率。X无效率是指一个设计院*大的潜力是出100张图，但是，由于管理层没有剩余权，监管效率很低，很多能够节省和优化的资源浪费了，或者技术上可行，也很容易做到的事，由于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结果只出了80张图。这时损失的20张图，我们称之为X无效率。
国有规划院时常出现这种X无效率。比如，一个部门任务非常多，需要扩张，但没有办公空间，而另一个部门任务不多，却有多余的办公空间，这时只要将办公空间调剂一下，企业的生产规模就可以立即扩大。但是，因为增加的效率与管理者的利益无关，管理者就不会按照生产的需要，而是按人头多少来分配资源—因为，得罪人承担后果的是管理者本人，效率改进的好处却与他本人无关。同样，在人力资源的分配上也是如此，一个部门的人均产值是100万元，另一个部门的人均产值是50万元，只要有一个人员从后一个部门流动到前一个部门，总的产出就会提高50万元，但是，因为这是以损失后一个部门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管理层没有动机去鼓励人员的流动。因为，总产出的提高对他没有激励作用，但后一个部门经理对他的压力，却是他个人要承担的。
像其它国有企业一样，危机压力下的规划院，也可能会出现承包制。这种转让部分剩余权的做法可以部分地消除X无效率。但是，由于承包者没有完全的剩余权，X无效率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尤其是长期性的投入），因为他的承包权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当承包人的上级没有剩余权的时候，他没有激励保证承包合同的执行，也没有激励找到*合适的承包人（杨小凯，1997）。一旦度过经营危机，承包者的好处开始出现，上级就会有动机改变承包者⑤。因为这时在他看来，承包者的好处，不是承包者创造的，而是他赋予的—给了谁，谁就可以得到承包的好处。对他而言，承包权的赋予，是他的权力，他可以把承包权作为奖励给予他的亲信；而对于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则有意限制，以防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因为管理者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安全。所以，在不同的经营条件下，“听话的承包者”和“能干的承包者”在企业内部的地位完全不同。
在只有虚拟剩余权的企业，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就一定会出现X无效率；而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X无效率的企业，一定会败给X有效率的企业。那么，国有规划院在未来的规划市场中，能否继续获得垄断的地位（特点是可以将价格抬高到市场平均水平之上）就是这一制度能否生存的关键。我的判断是，未来的规划行业将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具有竞争性，暴利时代很快就会过去，只有及时改革，才能适者生存。因此，任何将剩余权虚置的改革方案，实质上都是在回避矛盾—只要“我”这一届垄断权还可以苟延残喘，问题总可以推到下一届。这种做法的结果和需要条件，已经为世界上所有“国有企业”的实践所证实。我们的实验结果也表明，由于制度转换需要巨大的增量作为转换的空间，因此，在高速增长的阶段，推迟必要的改革，将会丧失大好的改革时机，导致旧制度下形成更大的存量，使今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那么，有没有可能像其它企业改制一样，由现在的管理层买断国有规划院的产权？现在企业可以采用这种改革措施的只有两种情形：第*，企业在初创阶段。这时管理层的个人收入或预期的个人收入，支付得起企业的“市场价格”。所以，一些地方的小规划院，可以采用这个办法，一次性买断，或用规划院以后的剩余逐渐买断全部产权。第二，创业者买断。有些企业虽然规模庞大，管理层无力买断产权，但是，现在的管理层，基本上就是当年的创业者（比如联想），这时，他们的历史贡献可以作价。来源：考试大
但是，这两个途径在多数规划院都行不通。因为，第*，多数规划院规模巨大；第二，现在的领导人，大多不是创始人。以中规院为例，这一届院领导接手时规划院的市值，仅“商誉”这项无形资产的价格就是一个天价，加上国有规划院的获利潜力和形成的固定资产，不要说现在的院领导层，即使现在全体职工倾家荡产，也未必能买得下来。
那么，企业的买断可否通过期权的方法实现（即先将虚拟的剩余权界定给管理层，然后，管理层用企业的剩余分期购买企业，直到获得完全的产权）？假如现在企业市值1亿元，现有的管理层没有一个创始者，因此，他们必须向国家和创始股东购买企业。假设企业每年的剩余是1　000万，企业家分配掉500万，剩下的500万用于收购企业资产，那么在不考虑利息的情况下，10年以后，就可以获得50％的产权，只需要另外再支付100万元，就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