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艺考必读！演员不但要有演技，还要有生命感！

人的心思和性格，在于给自己设立了条件。正常人都是一个给自己留退路，给行为设立条件的人。当心变了时，不是无条件了，而是把自己的条件给变了，情感才不是空泛的，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可以衡量的——如此，情感才是细腻实在的。

演员不但是演技，还有她的生命感。《红高粱》九儿的顺达，酒窑要散伙，她一个小媳妇几句话得了人心，不是耍蛮，不是展示意志力，是说你们走了还得找活儿干，而这里的活是现成的------还开了条件，让每人都入了股，年终有分红。

九儿让人喜欢，是人情通达的亮丽。

生命感，是对时代和自己的际遇，没有大仇大恨的对抗性，而是先认了命，再寻思调整。这种人物有气质，耐琢磨。演戏演到一定程度，都不是在演性格，而是演气质了，发脾气都发得让观众喜欢看，而不是只让人知道她怒了。

气质是演员臆想人物背后的历史地理，总结出来的生命感觉，而不是完成个事、耍耍个性。

电影剧本是个不完整的文学形式，光有剧本是不够的，剧本也完成不了电影的全部，在台词和事件之外，还有动作设计、镜头情调——这些是没法在剧本里写的，所以才需要导演与演员聊。

我小时候见过的老辈中国女人，多情、明白情理、能受苦也能悠哉过日子，这种女人的心宽气度大，不会遇事便急，不会恨恨不已。

遇到坏事，传统的男人懂得归隐，传统的中国女人懂得“过去了”。鱼死网破——这是多么让人难受的价值观啊，挣扎在生死线和贫困线上的人才会有，正常人家不至于落到这个低点上。

旧时的女人办个事有那么多丫鬟、姑奶奶、管家帮衬，要维护自己的高贵，不跟低端的人直接打交道，别让恶心的人恶心了自己的日子。而近年写民国的戏，我们总是乐于让一个女人面对流氓、奸商、贪官单打独斗，直接冲突地做戏——不符合真实的人际关系，戏也并不好看，大家都撕破脸皮玩低端，当然不好看。

现在的民俗书说天津是“高度平民化”的城市，但这种平民化跟石家庄、张家口的平民化不同，有特殊性，是“咱们都有来历，谁也别跟谁称贵”平民化，因为清朝禁止满汉通婚，而天津是满汉男女私奔的去处，到了天津就没人管了。因而天津街头一个卖煎饼火烧的人可能出自名门，后来又是大量北洋政府高官的归隐处。

所以天津的市民气有贵气，不是地皮流氓或小商小贩式的，尤其底层女人有“贫而不贱”的贵气，接人待物的礼仪上受过训练。

那时候的天津打工族，银行职员、大餐厅侍者、邮局员工是*高等级，其次是汽车行和钟表行的，我九十年代采访过一个钟表行的营业员，那份彬彬有礼和气派令现在的白领汗颜，一点火气都没有，不卑不亢，让你觉得是跟高档次的人打交道，一见这人，你就愿意买他的手表，觉得买他的东西是个特值得的事。

这方面可以参考的电影有希区柯克的《艳贼》。

写一个女窃贼，具备办公女性的职业气质——训练有素的彬彬有礼、心思机敏而仪态内敛，从而一去应聘，立刻被选上，借工作之便而行窃。

另一个参考是山口百惠演的《古都》。

一人演一对孪生姐妹，妹妹是个质朴的村姑，姐姐是高档和服店的半个东家。姐姐的演技大有看头，那种经过训练后的女人仪态是低调的华丽之美。

有生活基础、有职业训练的人。所谓“有生活基础”，是她不是个处于崩溃边缘的人，遇到事情不妙，她可以退回到她的旧有生活里去。有余地的人物才有趣。一个人物活得没有余地了，便会做出动物式的情感，虽有爆发力，但毕竟太简单了。

而一个人物有余地有退路，则她的存在，就可玩味。

美国观众之所以爱看英国人演的电影，因为英国人有着美国人不具备的世故，算计得远，每一步都有分寸感，美国人觉得这种精明劲太好看了。

但是这种精明不是市侩式的兴致勃勃的精明，市侩式的精明只会让人反感，而是带着一份寂寞、一份疏懒，一种“活明白了，得这么做啊”的保守主义的精明。

所以很多时候是在演一种懒洋洋的聪明、一种慢节奏的性感，越低调地演越好看。有一种“看穿了自己命运”的眼光，这么一个老成的人，忽然动情了，在结尾率性而为了，一个把自己控制得太好的人，忽然控制不住了，不可避免地失误了，所以这个人物才动人。

人生，除了“勇气”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豁出去了”并不是勇气，而是急了——这种人物也壮烈，也无聊。一个人物如果被逼到了一个“无条件反抗”的份上，我觉得也就谈不上什么性格了。

无条件，是多可怕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