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1895-1932），江苏省江阴市澄江镇西横街人，中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清末秀才刘宝珊之子，与诗人刘半农、音乐家刘北茂是兄弟。自幼受到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到江阴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执掌军号。1912年随兄刘半农去上海，工作于开明剧社，业余加入万国音乐队，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开始接触西洋作曲理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32年因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年仅37岁。代表作有《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歌舞引》、《飞花点翠》等。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 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 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改良二胡
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改良记谱
记谱法的改进是刘天华相当重视的一环，他认为乐谱的不发达完备，使得中国古代的音乐无法完整地留传下来，而间接造成中国音乐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广五线谱用于中国音乐之上，如他在1930年，为当时将赴美国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完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国人仍惯用旧有的工尺谱，他于是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工尺谱之中，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中国古乐及民间音乐。[13]
改进国乐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
推广国乐教育
刘天华认为音乐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达人的感情以使听者感动，希望音乐能够普及于大众并提升水平，因此对音乐的推广及教育十分地重视。自十九岁起，刘天华即开始在中小学教授音乐。后前往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又在北京艺专教音乐，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编写了南胡及琵琶的练习曲各一本，以使学生能按部就班学习；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学生。 此外他曾计划国乐的义务教育，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以推广国乐的学习。其后又筹办暑期音乐学校，对于一般人民有兴趣习音乐者，亦不计代价教导。而改进社也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音乐。他并且演奏录制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张，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刘天华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作有十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 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 一首丝竹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编有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十五首琵琶练习曲，还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其中他改编的《飞花点翠》于1928年由高亭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已成为琵琶经典乐曲。
改良二胡
在乐器的制造改良上，他对于他所擅长的二胡、琵琶进行改革。他在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上进行改变及定制，以期达到好的音色及音量，对二胡二根弦的音准进行调整，又增加了二胡的把位，以提高其演奏的表现力。他又依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的琵琶，并增加琵琶的品和项，使琵琶能有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他这些音乐器的改进的进行，也和乐器制作厂商合作发展，以期达到推广的效果，他自己也曾于北京经营经营了一家音乐商店，名叫中华乐社，售乐器及谱等，可惜后来未能如其计划进一步成立乐器厂。
改良记谱
记谱法的改进是刘天华相当重视的一环，他认为乐谱的不发达完备，使得中国古代的音乐无法完整地留传下来，而间接造成中国音乐的衰微。他首先大力推广五线谱用于中国音乐之上，如他在1930年，为当时将赴美国演出的京剧名家梅兰芳，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完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除此之外，由于当时国人仍惯用旧有的工尺谱，他于是将五线谱中一些记谱法如节奏、指法、强弱等记号融入工尺谱之中，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以此方式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中国古乐及民间音乐。[13]
改进国乐
在民国初年，刘天华见到中国音乐发展的垂危，因主张进行国乐改进。他反对完全以西乐来取代中国音乐，他认为西乐虽完善成熟，但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用在中国人的意识性格之间。同时，他认为身为一个中国音乐家，不仅要守住自身的传统，更要把中国音乐的好处发扬光大到世界。刘天华写有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中西音乐的争执问题》，他在文中批评那些主张西乐一无可取以及完全轻视中国音乐的人，他认为对于中西音乐，应不能宥于片面之见，而要全面、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他以音乐能否由作者“达意”、听者“感应”，因而能行之久远来评断中西音乐，而不以“古今”或“繁简”判断，由此看来，中西乐实应各有所长。虽然他对于中西乐同样有不错的评价，但他对于中国音乐仍有较深的喜爱，他曾力述国乐的优点，认为中国音乐声音纯正，为西乐所不及，此外，又认为中国人较能亲近自身的音乐，因此不能完全用西乐取代，这也是他提倡国乐要改革而不能完全以西方音乐取代中国音乐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不论复古守旧或全盘西化，都是不行的，由于他能分别深地入了解中西乐的特长及优点，因此他主张“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合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要“介绍西乐，以为改进中乐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再“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
推广国乐教育
刘天华认为音乐的重要目的，便是在表达人的感情以使听者感动，希望音乐能够普及于大众并提升水平，因此对音乐的推广及教育十分地重视。自十九岁起，刘天华即开始在中小学教授音乐。后前往北京，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又在北京艺专教音乐，主授二胡、琵琶及小提琴等，他编写了南胡及琵琶的练习曲各一本，以使学生能按部就班学习；后来包括如蒋风之、陈振铎等二胡名家都是他的学生。 此外他曾计划国乐的义务教育，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以推广国乐的学习。其后又筹办暑期音乐学校，对于一般人民有兴趣习音乐者，亦不计代价教导。而改进社也不时举办音乐会以推广音乐。他并且演奏录制了二胡和琵琶的唱片二张，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刘天华在教学之余学习小提琴和西洋作曲理论，并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和演奏技巧，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刘天华选择二胡作为改革国乐的突破口，借鉴了小提琴的大段落颤弓等技法和西洋器乐创作手法，融合了琵琶的轮指按音、古琴的泛音演奏等技巧，并确立和运用了多把位演奏法。所有这些，使二胡从乐曲到演奏上都增添了艺术表现的深刻性，从而使这件古代并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变成近代专业独奏乐器，成为中国民乐的主角与代表，因而刘天华被视为近现代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二胡鼻祖。
